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上)

  在上层王公贵族引领下,京城权贵富家子弟常常以“侠少”面貌驰骋于猎场,有些还作为“长杨羽猎”或“殿前射生”加入禁军,陪猎达官贵人。张籍“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不仅“射飞夸侍猎,行乐爱联镳”;而且以“臂鹰金殿侧,挟弹玉舆旁”为荣耀。公子哥们“锦衣鲜华手擎鹰”,朝野市井狩猎声势很盛。这也给当时艺术家记录畋猎出行活动留下了丰富的内容,驾鹰呼犬、骑从簇拥、人马喧闹的场景再现于墓道壁画和陪葬陶俑之中。

 

 

  狩猎是古代人类一种由生存谋食演变到武艺操练、体育娱乐的活动方式,具有娱乐刺激和军事演兵的双重性质。商周以来各个王朝的君王都有“游猎”“畋猎”的爱好。唐代狩猎之风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普及狂热,在两京畿辅地区,王公贵族、朝臣百官的狩猎与民间猎户的谋生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被绝大多数人视为一种高尚勇敢的行为,刘商《观猎》诗曰:“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相期不敢过阴山。”狩猎不仅可以选拔和锻炼英勇善战的武士,而且能够培养游牧人后代所具有的沉着勇敢、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并不是北朝以来鲜卑人的发明,游牧民族都有这样规则。帝王贵族秋狝冬狩已成为“驰骋之乐”,射隼追兽则为“四季之娱”,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畋猎练兵方式,又吸纳了外来文化狩猎刺激性的一面,是当时追求豪华生活中的一种休闲享乐方式。

 

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上)。〔图六〕 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驯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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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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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胡人骑马携带猞猁俑〔图十三至图十五〕,两件俑均为章怀太子墓出土。一个胡人梳长粗辫盘发脑后,身着翻领胡服,马鞍后带有裹卷毡毯,上立一只似猞猁的动物,表现的是正准备出行的瞬间,另一个腰系干粮袋,以备狩猎中使用。猞猁狲(大山猫)比一般家猫要大,狩猎时与猎狗一样,很快就能抓住奔跑的猎物。

〔图十八〕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射猎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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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初中原地区深受突厥等草原民族影响,包括狩猎等野外生活习俗。唐初王公贵族中间盛行着炽烈的狩猎之风。唐太宗李世民“少好弓矢”,擅长骑射,封秦王后经常“猎于九嵏”、“游畋仲山”、“猎于清水谷”,贞观五年(631)太宗打猎于长安西南郊昆明池,规模盛大,“蕃夷君长咸从”,有些周边民族首领率部行程万里主动前来参加狩猎,通过狩猎合围表示服从配合。唐太宗对随行的高昌国王麴文泰标榜“大丈夫在世”有三件乐事,其二便是“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射猛兽于洛阳苑,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射中四豕,有一雄野猪冲至马镫下,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太宗拔剑断豕,颇为自豪地表示格斗猛兽无所畏惧。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正如太宗在自己《出猎》诗中说的:“琱戈夏服箭,羽骑绿沈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太子李承乾甚至喜爱苑内娱猎、骑射游畋而厌书废学。齐王李元吉非常喜爱鹰狗狩猎,出行常载捕兽大网三十车,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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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图十二〕 永泰公主墓出土彩绘陶胡人骑马狩猎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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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上)。  《魏书》记载,北魏中央机构设置专职狩猎官职“游猎曹”(羽猎曹)和“鹰师曹”。从敦煌文献看,沙州归义军政权下也设有鹰使,负责养鹰狩猎及贡鹰事务‹2›。《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却贡献》条载,长兴二年(931)九月辛亥勅:“近日诸色人不禀诏条,频献鹰隼。……其五方见在鹰隼之类,并宜就山林解放,诸色人等并不得辄将进献。”可见地方多为贡献鹰隼而专门设有鹰使。此外,中原地区有不少猎户号称“猎郎”,弓马娴熟供奉官府,秋冬之季捕禽捉兽,有时没有官衙命令不得归农耕田。张读《宣室志》卷八曰:“唐林景玄者,京兆人,侨居雁门,以骑射畋猎为己任。郡守悦其能,因署为衙门将。曾与其徒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但是汉人猎户往往是挖设陷阱捕捉野兽,与胡人骑马狩猎方式大不相同,而且是父子狩猎代代相传,唐代“五坊色役户”就是这一类特殊专业人户,社会身份与地位不高,但仰仗朝廷官府不负其他徭役。

〔图十三〕 章怀太子墓出土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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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永泰公主墓出土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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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胡人骑马狩猎载物俑〔图十二〕,永泰公主墓出土。胡人梳辫发盘于头顶,浓眉高鼻,络缌短须,马鞍后携带有大雁、野兔等物,应是猎后收获。马头额顶上竖立的鬃毛整齐美观,表明这是贵族家使用的马匹,也说明了狩猎者的身份与地位。

 

〔图五〕 懿德太子墓驯鹰壁画  

〔图二〕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图七〕 懿德太子墓架鹰逗犬出猎图

  《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608)九月“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为什么要征集这么多“鹰师”到京城,史无详载,估计与大规模狩猎有关。当时隋炀帝将骠骑府改为鹰扬府,骠骑将军改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改为鹰击郎将,极力提倡鹰鹖奋扬形象,并连续四处巡游,北筑长城,西击吐谷浑,车驾进入晋北、燕北浩浩荡荡,以此震慑北方突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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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图二十〕 懿德太子墓出土彩绘胡人骑马射猎俑

  7.骑马手臂擎鹰俑〔图二十一、二十二〕,懿德太子墓出土。随从者身着胡服,双手擎起鹰隼,如果说养鹰猎兔非常痛快,但训练野性幼鹰的“熬鹰”过程则往往比较费事‹2›,尽管狩猎者雕塑无法细刻出鹰帽、爪套及爪链,但鹰隼环视四周、跃跃欲试的形象已经表现出来。徐夤《鹰》:“害物伤生性岂驯,且宜笼罩待知人;惟擒燕雀啖腥血,却笑鸾皇啄翠筠;狡兔穴多非尔识,鸣鸠脰短罚君身;豪门不读诗书者,走马平原放玩频。”诗中“笼罩”指为猎隼戴上眼罩和头罩,防止猛禽受惊,但陶俑和壁画一般都不表现。

 

〔图一〕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图十四〕 章怀太子墓出土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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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图十〕,永泰公主墓出土。犬蹲在马臀部圆垫上,这种犬可能就是知名的“波斯犬”,又称“细狗”,在狩猎时非常凶猛,速度极快,也是西域各国为迎合唐朝贵族王公等狩猎的需要,向唐朝贡献的主要礼品之一。

〔图十五〕永泰公主墓出土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

  如果说墓道狩猎壁画中胡人形象十分鲜明,那么出土的胡人狩猎俑立体形象更是栩栩如生,较之平面壁画要生动得多:

〔图四〕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壁画 (局部)

  唐代每次行围狩猎人数都在几百或千人以上,行围、合围时组织严密,各队人马从五六十里以外就开始包围獐、鹿、狼等野兽动物,以后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到达狩猎主人的行营,侍从围歼中依次追射哄撵野兽,由主人亲自向围中猎物发箭,以便满足主人的狩猎兴趣。唐玄宗《校猎》诗就说“一面施鸟罗,三驱教人战”;“月兔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杜甫《冬狩行》描写狩猎“夜发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围步骤同,禽兽已毙十七八,杀声落日回苍穹”。如果包围的野兽过多或者挣扎逃脱猎物太多,则不再追赶,以备下次围猎。

〔图八〕 陕西三原李寿墓道狩猎壁画合围野猪图 (局部)  

 

 

  唐人狂热的狩猎是一项大型的群体活动,有一种集体收获的荣誉感和骄傲感,“黄土原边狡兔肥,犬如留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需要注意的是擅长助猎的胡人频频出现,他们作为扈从跟随着主人,而且携带着猎豹、猞猁、鹰鹞等活跃于猎场上。考古出土的唐代狩猎俑以纪实性的雕塑反映了当时的狩猎之风,其中胡人形象栩栩如生、姿态传神,非常引人注目。本文试用三部分典型出土文物分析胡人的身份与作用。

 

〔图十九〕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射猎俑

 

〔图十一〕永泰公主墓出土胡人骑马带猎豹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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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唐代帝王贵族的狩猎,既有规模庞大的正规“畋猎”,又有小股灵活的随意打猎,仲冬季节举行的田猎还被纳入国家五礼之一的军礼之中,从《唐开元礼》《新唐书・礼仪志》记载可知,当时田猎的出征准备、狩猎实施、获猎分配、聚会赏赐等,均有一套复杂的程序。狩猎时,要求人们要懂得骑术(奔跑追逐)、箭术(硬弓射猎)、刀术(劈杀砍击)、武术(徒手搏击),以及与猛兽较量时所采取的隐蔽布阵等战略战术。从一天到五天以上,进行个人武艺与集体竞技的配合发挥,鹿哨诱敌,策马布围、搜山爬树、人墙围猎、突杀困兽等等,号角声、马蹄声、射箭声、呐喊声混合一起,震撼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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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狩猎大多在秋冬举行,因为秋冬季节飞禽走兽往往膘肥体壮,野外又木凋草枯,便于追寻猎物。龙朔元年(661)秋唐高宗于陆浑县亲自射矢,布围、促围、合围后猎获四鹿及雉兔数十只。当时禁军卫队在围猎时的大规模出动被认为是练兵的重要途径,能综合训练士兵的体能耐力、胆略战术、抓捕技巧,甚至进行“举火夜猎”。唐玄宗年轻时博猎走马、擎鹰携犬,登基后又将狩猎作为“顺时鹰隼击,讲事武功扬”,屡次渭滨狩猎,并以精通“呼鹰逐兔为乐”的姚崇作为“猎师”与他一道偕马臂鹰。但是讲武阅兵与狩猎合作劳费很大,供承猎事要治道修桥、整治猎车等,动辄费用数万,何况动用兵器也造成一些负作用,所以大历十二年(777)十月诏令:“禁京畿持兵器捕猎。”

〔图十七〕 郑仁泰墓出土彩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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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胡人骑马吹口哨俑〔图十六、十七〕,昭陵郑仁泰墓出土。这个胡人狩猎者似乎是一个驯鹰师,他在吹口哨呼叫猎禽回归,也有可能是唤回侦察引诱其他小动物的鹞子。唐人捕捉训练猎鹰的技艺很高。人们或者在幼鹰移栖时,使用猎网捕捉幼鹰;或者直接将尚未离巢的雏鹰从它们的巢中捉来。不管是幼鹰还是雏鹰,都要被装上玉或者金以及其他雕镂金属做成的尾铃,而鹞子则佩戴着刺绣的项圈,所以猎禽都配以皮革、青丝的脚带以及鹰笼。驯鹰讲究食之半饱,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即可“擒狡兔于平原,截鹄鸾于河渚”了。此外,胡人的一双胳膊都绷有护臂,而不是薛逢《侠少年》中说的“绿眼胡鹰踏锦韝,五花马白貂裘”,这说明所驯之物应是比金雕、苍鹰、鹘、隼要小的鹞子之类,可以捕捉鹌鹑、鸟雀等。

  2.胡人骑马携豹狩猎俑〔图十一〕,永泰公主墓出土。猎豹跃扑在马后臀上,粗眉虬髯胡人正侧身回头断喝。这种猎豹主要用来猎取麂鹿、羚羊、野猪等,猎豹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驯化和训练,这是以波斯为代表的西亚人的专长。唐人虽然也把豹子作为勇敢的象征,将“骁骑”改为“豹骑”、“威卫”变为“豹韬卫”,但驯服用来狩猎的豹子还是要依靠外来的贡品。谢弗认为,唐代“文献中有关猎豹的记载非常少见,这说明猎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于宫廷,而且使用的时间必定也非常短暂”。猎豹比金钱豹之类要小,它在狩猎时不是直接追击猎物,而是左右奔驰跑“之”字形路,麂兔类很难逃出猎豹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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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乾陵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狩猎俑,与1971年章怀太子墓中的狩猎出行图壁画〔图一至图四〕、1971年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驾鹰驯犬图和牵豹行走图〔图五至图七〕,1973年李寿墓狩猎合围图〔图八〕,以及1953年唐代薛氏墓出土牵猎犬图〔图九〕,交相辉映,给我们留下了一幅长风万里、天高气爽、草浅畜肥的想象空间。“君夸鹰眼疾,我悯兔心忙。岂动骚人兴,惟增猎客狂”。虽然我们看不到画匠描绘的围猎、网捕、索套、烟熏、火攻等多种狩猎方式,但是狩猎的大型场面已经历历在目,狩猎者伏背勒缰驰骋原野,饲禽者臂上驾托鹰隼,驯犬者怀抱细腰猎狗,驯豹者骏马后臀锦毯上卧踞猎豹,一一映入人们眼帘。

〔图二十一〕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架鹞子狩猎俑  

  6.骑马射猎飞禽俑〔图十八至二十〕,懿德太子墓出土。这个射猎人面相不像胡人,但他满弓搭箭,扣在弦上,颇似唐代诗人薛逢赞美的“金鞍俯鞚尘开处,银镝离弦中处声”;或是张祜企羡的“黄云断塞寻鹰去,白草连天射雁归”;崔颢曾描写骑马射猎:“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廻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图九〕 陕西咸阳底张湾唐代薛氏墓牵猎犬 (局部)

〔图十六〕 郑仁泰墓出土彩绘釉陶胡人骑马吹口哨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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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 懿德太子墓出土三彩骑马架鹞子狩猎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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