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下)

  二

 

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下)。  《旧唐书·王毛仲传》记载唐太宗贞观时期,选拔官户及“蕃口”少年骁勇者,著虎纹衣,跨豹纹鞯,每次游猎令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跟随射猎禽兽,号称“百骑”“千骑”,后来演变成为羽林禁军的一部分,“少年从猎出长杨,禁中新拜羽林郎”。这种“蕃口”骁勇者或许就是胡人。

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下)。 

  钱起《校猎曲》:“长杨杀气连云飞,汉主秋畋正掩围,重门日晏红尘出,数骑胡人猎兽归。”因此在我们看到的唐代狩猎队伍一群人中,夹杂着几个满脸髯须的胡人,不由想到来自西域中亚的胡人训练鹰犬非常在行,“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也许就是向唐朝进贡助猎动物时就被留下来的“猎师”。

 

  在1991年西安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彩绘俑中‹3›,八个狩猎俑就有五个深目高鼻胡人形象者,两个骑马抱犬男胡俑,两个骑马架鹰男胡俑,一个骑马带豹男胡俑。还有一个骑马带猞猁的女俑虽不是胡女像,但更趋于北方民族“蕃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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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三〕胡人骑马袒肩抱犬俑

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下)。 

  1.胡人骑马袒肩抱犬俑〔图二十三〕,胡人高鼻深目,络缌浓髯,双眼圆瞪,张口露齿作呵斥状,袒裸粗壮左臂作有力握拳形象,他怀抱蜷卧的猎犬,而猎犬则机警地聆听着胡人的呐喊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狩猎者粗犷剽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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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四〕胡人抱犬狩猎俑

 

  2.胡人抱犬狩猎俑〔图二十四〕,胡人髯须较短,但仍是满脸缌络,左手握举勒缰,右臂捋袖抚抱猎犬,高鼻深目直视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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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胡人狩猎携豹俑

 

  3.胡人狩猎携豹俑〔图二十五〕,胡人髭鬍卷曲,目光炯炯侧头远眺,右手后甩策马,左手前伸控缰。身后圆形垫毯上趴伏的猎豹,后腿弓起,耸尻敛肩,好似立刻要扑向猎物,这只猎豹外观高雅而均称,肌肉发达,臀部中等,腿长有力,眼大警惕,显示出速度、力量和平衡性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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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六〕胡人擎举鹰鹖俑

 

  4.胡人擎举鹰鹖俑〔图二十六〕,胡人随从小臂上擎起一只鹰鹖,从这种鹰鹖体形来看,追击苍鹭、野鸭等猎物快速且勇猛。鹰鹖性格乖顺服从,被誉为具有贵族风范。《朝野佥载》卷五说喜爱狩猎的唐太宗自己饲养的一只白鹘,号为“将军”,经常让这只隼鹘在殿前驱杀燕雀。自古以来白羽毛的隼鹖就是最珍贵的猎鹰,刘禹锡《白鹰》:“毛羽翩斓白贮裁,马前擎出不惊猜。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绿玉嘴攒鸡脑破,玄金爪擗兔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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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七〕胡人架鹰狩猎俑

 

  5.胡人架鹰狩猎俑〔图二十七〕,深目高鼻的胡人无髯须,头发中分梳挽成辫髻横盘脑后,右手架鹰注视前方,似乎正在寻找猎物准备放鹰,一幅紧张的神色。按照古代驯猎方法,猎鹰可分为冲出去、扑出去、放出去几种方式,所以有投鹰人、抛鹰人和放鹰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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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八〕携带猞猁狩猎女俑

 

  6.携带猞猁狩猎女俑〔图二十八〕,女俑头梳倒垂双髻,弯眉朱唇,腰系长条粮袋,足蹬黑色高靴,身后花毡上蹲踞着一只双耳直竖猞猁,目视远方显得聪明伶俐,文静中透着机敏,猞猁也是狩猎不可或缺的助猎工具,比猎豹容易饲养与训练,西亚波斯人一贯以最善于调教猞猁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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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九〕驮获猎物女俑

 

  7.驮获猎物女俑〔图二十九〕,女俑头梳垂髻,侧脸抬头露出自信神态,内穿半臂外着圆领窄袖袍,左手控缰,身后驮有猎物,究竟是死鹿还是野羊不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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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骑马狩猎胡俑

唐代狩猎俑中的胡人猎师形象研究(下)。 

  8.骑马狩猎胡俑〔图三十〕,胡俑头戴黑色幞头,双目圆睁,身微前倾,低头直视前下方,右手前指,似乎发现了猎物动静。或许这个胡人是专门侦察、侍守的猎师,头顶骄阳,身临风险,经验异常丰富。

 

  这些狩猎俑表现的是正在出猎的情形,他们连骑缓辔,停马驻立,似乎是在等待主人的指令。从狩猎人只是架鹰携鹞、带猞猁、载猎豹,而未携弓、提弩、持刀来看,他们都是些随从主人狩猎的扈从,属于主人侍陪类奴仆,而且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真正的主人始终没有露面。仅从不到十个狩猎随从来看,不可能出现“围猎”那样盛大规模的狩猎场面,而是高度凝练了狩猎的典型场面而已。从狩猎俑机警的神态和动作分析,他们似乎是在寻找猎物,或做着狩猎前的准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狩猎群体中有两个女性骑马者。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王建《宫词》:“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韩偓《从猎》:“猎犬喑斜路,宫嫔识认旗。马前双兔起,宣示羽林儿。”“小蹬狭鞭鞘,鞍轻妓细腰。有时齐走马,也学唱姣姣。”女性骑马狩猎在北朝就已经盛行,“后主猎廽初按乐,胡姬酒醒更新妆”(韩偓《北齐》)。从考古出土观察,这些骑马的女乐伎手弹箜篌、持拨琵琶、口吹筚篥、敲钹奏乐,与骑马狩猎俑摆放在一个壁龛里,似乎是猎获凯旋状况。有个朱唇微笑的双髻女俑的身后还横驮一只死鹿,这是后世狩猎图中没有的描绘情景。这些女性是汉人女子还是唐诗中描述的“裹头蕃女”尚难确定,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五月辛酉“入朝回纥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儿二人”。由此可见,当时专门进献的马射女子是回纥女性。杜甫《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当然宫苑里也有宫女内人用软弓学习射猎鸭鹅等水禽,“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王建《宫词》)。但她们是为了陪同皇帝游玩,并不是真正狩猎。

 

  王建《宫词》:“粟金腰带象牙锥,散插红翎玉突枝;旋猎一边还引马,归来鸡兔绕鞍垂。”韦庄《观浙西府相畋游》:“十里旌旗十万兵,等闲游猎出军城。紫袍日照金鹅斗,红旆风吹画虎狞。带箭彩禽云外落,避雕寒兔月中惊。归来一路笙歌满,更有险娥载酒迎。”这种射禽逐兽大有收获后的凯旋,使得野外宴会推向另一个欢聚高潮,众多随侍架火烤肉,搬酒举杯,欢呼拜舞自论功,收获猎物不多时还要地方官员杀牛宰羊提供野宴所需。每次狩猎收获都是很高兴的事,张祜诗云:“残猎渭城东,萧萧西北风;雪花鹰背上,冰片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悬落箭鸡;归来逞余勇,儿子乱弯弓。”狩猎收获兴奋地记录在诗歌之中。

 

  唐代狩猎之风影响极大,诗人文士也经常观猎为荣,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如李白《观猎》:“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晖。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欢赏夜方归。”王昌龄《观猎》:“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鞚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杨巨源《和裴舍人观田尚书出猎》:“圣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观猎见皇情。云禽已觉高无益,霜兔应知狡不成。飞鞚擁尘寒草尽,弯弓开月朔风生。”姚合《腊日猎》:“健夫结束执旌旗,晓度长江自合围;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苍鹰落日饥唯急,白马平川走似飞;蜡节畋游非为己,莫惊刺史夜深归。”张祜《颜郎中猎》:“忽闻射猎出军城,人著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川狐兔当头行。”杜牧《赠猎骑》:“已落双鵰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张祜《观徐州李司空猎》:“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薛逢《观猎》:“马缩寒毛鹰落膘,角弓初暖箭新调。平原踏尽无禽出,竟日翻身望碧霄。”韦庄《观猎》:“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特别是北方蕃地“看猎临胡帐,思乡见汉城”常常是胡汉飞骑相驰逐,臂鹰捧隼侍猎围,场面壮观。

 

  对那些能装备齐全副狩猎行头的贵族王公来说,是非常值得别人羡慕与钦佩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三记载:“申王有高丽赤鹰,岐王有北山黄鹘,上甚爱之,每弋猎,必置之于驾前,帝目之为‘决云儿’。”狩猎者骑着西域送来的骏马,带着中土百姓没有见过的猎豹,怀抱细长腰的波斯名犬,马背上配着中亚的圆毡毯,如果是手擎极为名贵的白锦毛胡鹰,跟随着高鼻深目的胡人“猎师”作为侍从,那是更为炫耀和显贵。难怪张广达先生说唐代风靡一时的豹猎“可以断定这是受到了西亚的影响”。

 

  驯化禽兽的胡人猎师,其来源一直不明。据《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朝贡》记载各国进贡方物,除了献良马外,贡礼中屡屡出现狮子、猎豹、名犬等,如开元十年(722)“波斯国遣使献狮子”,“渤海献鹰”;开元十四年(726),“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开元十五年(727)“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豹”,不胜枚举。目前还未见文献中关于动物驯服者的记载,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我们也认识到渤海、靺鞨等东北地区奉献鹰鹖,安、康、米、史等中亚粟特国家都进献猎豹名狗,而且天宝六载(747)波斯一次献豹四只、大食献豹六只,数量较多。以此推断遣使朝贡的队伍里肯定应有助猎动物驯服者,他们至少是负责在运输途中照顾动物的。

 

  唐代皇宫禁中有五坊宫苑使,《唐会要》卷七十八:“五坊,谓雕、鹘、鹰、鹞、狗,共为五坊,宫苑旧以一使掌之。”“开元十九年(731),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其后朝廷重臣纷纷担任此职,争相为皇帝搜集行猎宠物以求受宠。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诏:“鹰、隼、豹、貀、猎犬,皆放之。”当时为了豢养这些狩猎动物,专门设有“五坊户”供养禁中鹰豹犬之类,尽管我们不知五坊户中是否有入籍的胡人,但训练狩猎禽兽要达到“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白鸟逝”;大概少不了要有饲养专长和调教经验的胡人,如来自昭武九姓胡的安珍,即曾任内五坊使押衙。胡人从小耳濡目染,崇尚武艺,受到追逐动物的捕猎训练。正像高适《营州歌》:“营州少年爱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李益《胡儿歌》:“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令狐楚《少年行》:“少小边州惯放狂,骣骑蕃马射黄羊”;刘商《胡笳十八拍》:“髯胡少年能走马,弯弓射飞无远近。”

 

  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捕捉和训练凶禽猛兽的技艺,雏鹰幼兽从小就开始被进行圈养驯服,但是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还是相差较远,来自东北供鹰的渤海人和驯服禽兽的西域胡人显然更有经验,野生动物调教需要长年积累人畜之间的信赖,依靠外来的行家里手是北魏隋唐以来北方地区王公贵族狩猎的普遍做法。况且助猎猛兽凶禽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唐朝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边荒绝域,其他游牧民族显然比中土汉人有着训练苍鹰、猎犬更高一筹的技艺。所以孙机先生指出“我国在狩猎中使用猎豹和猞猁的作法大约曾受到西方的影响,懿德墓壁画之牵豹人与金乡县主墓狩猎俑中都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可以作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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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一〕1998年9月美国纽约佳士德拍卖会上预展德唐代狩猎俑

 

  在此简要补充的一部分资料是,1998年9月美国纽约佳士德拍卖会上预展德唐代狩猎俑,四件陶俑被西方人认为是伟大的自然主义的原型杰作,造型生动,彩绘鲜艳,颇有王维《出塞》之意境:“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据说其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盗掘中,属于偷运出去流失海外的彩绘陶俑。这是一群或者称为一组的骑马狩猎俑,共有8个人,其中有4个胡人形象〔图三十一〕。

 

  三

 

  王维《观猎》诗“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为千古名句一直传诵,实际上唐代诗人描写狩猎过程诸如放鹰猎兔的诗歌较多。例如白居易《放鹰》:

 

  十月鹰出笼,草枯雉兔肥。下韝随指顾,百掷无一遗。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本为鸟所设,今为人所资。孰能使之然,有术甚易知。取其向背性,制在饥饱时。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饥则力不足,饱则背人飞。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絷维。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

 

  “韝”指驯鹰放鹰者所戴的臂套。“絷”指用绳索拴住禽兽爪足。所以猎鹰腿爪装有皮、丝做的脚带,猎豹则佩带有金属、皮革做的的项圈。特别是作者讲的“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这种“鄙语”就是狩猎时的粗话行话,源于对北方游猎民族的蔑称,而这个“猎师”可能就是专业猎户或驯猎者。贯休《村行遇猎》:“猎师纷纷走榛莽,女亦相随把弓矢;南北东西尽杀心,断烧残云在围里;鹘拂荒田兔成血,竿打黄茅雉惊起。”说明“猎师”这一称呼比较普遍,猎豹、猎犬、猎鹰等兽性突发不听指挥,会使猎师在主人面前脸上无光,而这种具有调教捕捉技艺的行家里手,自然有不少胡人。

 

  李白《行行且游猎篇》: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卷书,但知游猎夸轻矫。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云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鸧双迸满连飞骹,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

 

  海天杀气薄,蛮军步伍嚣。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初烧。围合繁钲息,禽兴大旆摇。张罗依道口,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鹿时跼跳。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涂鹄血,鞍旁见雉翘。日暮还城邑,金笳发丽谯。

 

  韩愈在徐州辅佐从猎时所作《雉带箭》: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覆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当时文人参加狩猎活动很多,文人将逐兔呼鹰的狩猎看作是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象征,看作是勇猛无畏的气质。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既可以挥鞭意气,又可以目无坚壁,奔涌血脉,舒展筋骨,逐渐内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风范,章孝标《少年行》“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熏。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不亲自参加过狩猎是不会写出如此生动的诗句。如果众人狩猎时在助猎鹰鹖犬豹身上押注豪赌,就会在刺激之外更增加新的刺激。

 

  胡人是主人的骁悍爪牙,狩猎时既要会侦察猎物踪迹,使用猎网、猎夹驱赶套陷动物,又要防止主人猝然发生意外,起到侍卫作用。当然,参加狩猎的胡人不全是随从,例如大历时诗人卢纶描写冬天咸宁王狩猎合围时,将军的部曲“娑勒”舍鞍解甲生擒豹子的故事,其中说道“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可见除了娑勒为其他民族外,还有言语不同需要翻译的异国质子。还有一些跟随打猎的人是“败虏降羌”,即在战争中的俘虏,他们作为降服的奴仆部曲为主人效劳。

 

  唐代狩猎往往采取追逐射猎、挖坑设陷、张网捕猎、焚烧搜猎等法,但主要还是采取围猎方式,而且不局限于禁苑之中,龙朔元年(661)唐高宗李治狩猎于陆浑县,在山南布围,由于大顺府果毅王万兴没听统一指挥擅自促围,惊跑了猎物,面临治罪斩杀,被高宗特赦放免,并作《冬狩诗》记录。围猎经常规模很大,“六飞驰骋,万骑腾跃”,不仅因地设有数次围猎,而且需要“五日而合”的“长围”,为防止“断围”还有派人“监围”。仅从史书记载来看,唐两京畿辅周边均是狩猎之地,长安周围的骊山、雍城、麟游、陈仓都曾是围猎之地,至于东都洛阳周边也是狩猎之地。所以唐代不像后世清代那样在一个木兰围场内狩猎,或是专门伺养禽兽动物供王公贵族打猎。围猎时为了表示君王的仁慈之心,往往在畋猎最后关头“开一面之罗,展三驱之礼”,“禽止三驱”,对那些幼小老弱或怀孕飞禽走兽不逮不射。在长安禁苑中还会“禁止多杀”。

 

  唐代贵族百官狩猎完之后继续赏赐筵宴,但是否携带家眷,结伴游玩,史无明载。后世清代有些满族贵族在京郊狩猎时喜爱携带家眷及戏班,狩猎后扎立帐篷,饮酒弹唱,全家聚餐,享受猎物。但唐代骑马伎乐俑有可能也是随主人狩猎后筵宴上的乐人,金乡县主墓中那些骑马女伎人表现的阵势即是如此,以前仅仅把她们列为出行乐伎俑,可能理解过于狭隘。

 

  当然冬狩围猎是很辛苦的,既要面对山冈悬危仔细搜索,又要蹑手蹑脚潜行追踪,夜间朔风,不许出声;天降微雪,不能躲避;围猎士兵挨饿受冻,驱禽赶兽,遇到主子怜悯时才能放散,等待主人打到猎物时才能赏物。有时遭遇流矢乱射,有时碰到困兽穷搏,为了主人的喜好,不知有多少围兵要付出代价。早在北朝时期地方官府甚至将狩猎列入夫役杂徭之中,东魏冀州刺史尉景“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可见发夫役出猎致死者很多,危险性极大。西魏河北郡(山西平陆)郡守裴侠放免长期供官府役使的猎夫三十名,说明地方官府将狩猎作为夫役征发,类似唐代的杂徭了。

 

  由于帝王纵猎冲散兽群,分别擒获,所以往往践踏庄稼蹂躏农户,劳费民役修道供食,又极具危险性,所以臣僚经常谏言相劝罢猎。蕃将执失思力就进谏太宗“为四海父母,”万一坐骑颠簸闪失,得不赏失,太宗对蕃将说这样话感到惊异,执意继续狩猎逐鹿,执失思力脱下头上巾带阻挡马前,才阻止了太宗打猎。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宪宗“频出游畋”,吏部郎中柳公绰献《医箴》讽谏“畋游恣乐,流情荡志,驰骋劳形,叱咤伤气,天下之重,从禽为戏,不养其外,前修所忌”。但这一时期的狩猎估计也就是在禁苑内外跑跑走走而已,晨去暮归,不像唐前期那么阔大不羁了,国力减弱又兵师减少,也没有宏大的禁军陪侍围猎了。长庆四年(824)三月赦文:“鹰犬之流,本备蒐狩,委所司量留多少,其余勒州府更不得进来”,取消各地进贡苍鹰猎犬的惯例,野外狩猎日益缩小。

 

  但是唐后期,皇家饲养狩猎的飞禽已成为一项社会弊政。元和三年(808)七月,“五坊品官朱超晏、王志忠,放纵鹰隼入长安富人家,旋旨其居,广有求取”。宦官借为皇帝收取“贡鸷”“贡鹞”骚扰各地,“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罗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或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以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这些五坊使官借口不敢惊吓皇家供奉鸟雀,在乡间田地、城镇酒肆到处欺殴百姓,索赔钱物,成为勒索民间的一大弊害。因此,唐朝文臣汉僚一直言辞激烈地批评朝廷狩猎,痛斥饲养猎狗、猎豹、猞猁、鹰鹞等弊端,他们曾屡屡指责狩猎刺激的血腥场面,斥责这种特殊的娱乐消遣方式。连佛寺僧尼《上皇劝善断肉文》也讲述戒杀功德、反对狩猎:“禀性虽千种,含灵物一般;从头皆觅悟,那个不求安。兔走缘防箭,禽飞怕弹丸;那堪鹰犬逐,更被网罗缦。”

 

  唐代的狩猎之风无疑是一个高峰,继承了北魏以来胡人参与狩猎的传统,其中外来西域胡人又带来新的助猎方式,戎昱《塞上曲》:“胡风略地烧连山,碎叶孤城未下关。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此后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继承了这一遗风,辽、金、元、清都是如此。清朝经康熙皇帝的提倡,通过狩猎演练军队,定“秋狝”之制,在木兰围场狩猎遂成定制。而入关后的行围出猎的军事演练和体育锻炼的双重意义显而易见。明清时期通过西域陆路自伊斯兰国家来的使节或商人入境贡品中仍少不了狮子、猎豹、猞猁狲等助猎动物,而从中国带走赏赐给他们的海东青等鹰隼。

 

  总之,狩猎享乐是古代一切上层贵族酷爱风尚与醉心通则,其中的动物土贡经济与消除兽害因素另当别论,并不是主流导向且极为有限。狩猎表现的是一种杀戮刺激活动,满足的是一种消遣奢侈热情。正因如此,唐代狩猎活动才对艺术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而那些雕塑工匠又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他们表现贵族打猎主题,即使不见主人,却通过凶猛迅疾的细狗、矫健敏捷的猎豹、蹿跳入云的猞猁、冲天欲飞的鹰隼直接传达狩猎气势非凡的排场,而塑造的各色胡人狩猎俑以剽悍的侍从在簇拥着骑马姿态中,也可见胡人猎师身份和面貌,展现出来的都是狩猎者惊心动魄的狩猎方式和贵族的狂热,再次为唐代崇尚胡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和有趣的默证。

 

(文章来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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